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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風水規劃

時間: 2015-01-09 23:33:39 作者:安康網起名算命 瀏覽: 948次

城市風水規劃

兩千年前,羅馬建筑師兼工程師維特魯威在他的名著《建筑十書》中,談到“動物的身體和土地的健康性”時,曾這樣寫道:

對于城市本身,實際上,這些就是原則。首先是選擇最有益于健康的土地。即那里應該是高地,無霧無霜,注意到天空的方向,要不冷不熱,而且溫和,此外,還要避免沼澤的鄰接地帶。因為早晨的微風隨著太陽上升向市鎮方向吹來,上升的霧靄隨風在一起,沼澤動物的有毒氣息便與霧靄混成氣流,要擴散到居民身上,這時那里就會成為不衛生的地方。又如果城市臨海,朝向西方或南方,那就是不衛生的。因為通過夏季,南方的天空在日出時就熱,正午時灼曬,而朝向西方的天空在日出時溫暖,正午時炎熱,日暮時灼曬。因此,當設置城市時,我認為必須注意從暑地吹來的風能擴散到人體上的方向。

有益健康,合于衛生,這是古代西方城市規劃的主要原則。它彌散著的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氣息。與此不同,古代中國的城市規劃的主要原則,更多地則是為了滿足政治和軍事上的需要。

和其他國家相比,中國歷史上戰爭之多可謂奇觀。據不完全統計,自殷周以來,大大小小的戰爭就爆發過3700多次。多則多矣,可戰爭技術兩千年間卻一直以冷兵器為主,基本上無大的發展。因而,城在軍事上就一直起著決定性的作用。戰爭中的進攻與防守,主要都是以城為對象。由于這一點,所以直到晚近時代,中國的城始終都以“設險以守其國”(《易經》語)為目的,其建立的基本原則始終都是“易守難攻”。“故為城郭者,非妄費于民聚土壤也,誠為守也!”

“設險以守其國”是中國古代建置城市的主要目的,要達到這一點,將城市布置在依山靠水的地理環境中,顯然十分必要,因為這樣可以“就地之勢”(《將苑》語),使自然山水無形中構成了一道城外之“城”,從而收到“守者不出,一而當十,十而當百,百而當千,千而當萬”的效果。明代南嶺城的選址就體現了這一精神:

南嶺,在永安(今屬福建)貉老坪東,去縣東南八十里。其高四百余丈,周百余里。四崇中衍,一路可通,險阻可據……萬歷二年,分守嶺東道參議趙可懷議:歸善、·海豐、永安、河源、長樂,皆嚴邑也。賊今幸平,補牢是急。新田,海豐屏翰,南嶺,永安藩籬,宜城之。移惠參將于新田,兼制海豐、歸善;移惠、潮守備于南嶺,兼制永安、長樂。蓋新田、南嶺在萬山中。……其形勢,新田城宜壘左,二水交流;南嶺城宜壘右,居高臨下。亦東西兩溪環之……奏可。萬歷四年,南嶺城及公署成。

從以上趙可懷的“增筑南嶺、新田二城”的奏折中不難發現,純粹出于政治、軍事目的的城址選擇原則和民間的風水原理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,即都以“靠山依水”為指向。這種一致性為風水理論應用于城市規劃,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條件。緣于此,所以,在歷代的城市規劃中,不管是有意為之,還是無意使然,事實上都運用了風水原理。下面,僅舉數例,以窺全貌:

北京風水——對于北京城的“風水”,史書中多所記述,其中以宋代理學大師朱熹的議論最為有名(圖55)(圖56)。他曾大發感慨的說:“天地間好個大風水!冀都(即今北京)山脈從云中發來,前面黃河環繞。泰山聳左為龍,華山聳右為虎。嵩山為前案,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,江南五嶺諸山為第三重案。故古今建都之地,皆莫過于冀都。”對此,《大學衍義補》做了進一步的闡發:“太行自西來……重岡迭阜,鸞風峙而蛟龍走,所以擁護而圍繞之,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形勢全,風氣密,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,茲地實有之。其東則汪洋大海,稍北乃古碣石,稍南則九河古道,浴日月而浸乾坤。所以界之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。況居直北之地,上應天垣之紫微。其對面之案,以地勢度之,則泰岱萬山之宗,正當其前……自古建都之地,上得天時,下得地勢,中得人心,未有過此者。”

杭州風水——杭州干龍白天目起祖,遠不能述。從黃山大嶺過峽后,一枝起南峰,從石屋過錢糧司嶺,起九曜山、越王山,過慈云嶺起御教場、勝果山、鳳凰山,過萬松嶺起吳山,入城。一枝起北高峰,從桃園嶺、青芝塢跌斷,起岳墳后烏石山,從智果山、保傲塔入城。來龍沿江而下,皆自剝星巒遮護,隔江諸峰遠映護龍,直從蕭山至海門,生天弧、天角星,從別子門石骨渡江起阜諸山,作下沙,兜轉右界水,自嚴州桐廬流入錢塘江。左界水自余杭西溪流入官河。可惜兩界分流未合,城中諸河塞阻穢濁,脈絡不清,西湖之水又從昭慶左分出流,斷北龍,致使形勢不很完全,風水造化難稱佳勝。

這一點,宋代堪輿名流傅伯通曾經談及過。時值宋室既將南遷,傅伯通受命往相臨安(即今杭州)風水。經過一番勘察,他向宋高宗趙構上表一份,報告說:“顧此三吳之會,實為百粵之沖。錢氏以之開數世之基,郭璞占之有興王之運。天目雙峰屹立乎斗牛之上,海門一點橫當乎翼軫之間。”在做了如此一番吹噓后,然后話鋒一轉,來了個“但是”,認為此地:“文曲多山,俗尚虛浮而詐;少微積水,士無實行而貪。雖云自昔稱雄,實乃形局兩弱。”因而得出結論說:杭州“只宜為一方之巨鎮,不可作百祀之京畿。駐蹕僅足偏安,建都難奄九有。”此報告一上,宋高宋既升杭州為臨安府,并稱行在(圖58)。說來也巧,宋室后來也竟然以偏安結局。

紹興風水——紹興是周恩來同志、魯迅先生和秋瑾女土的故里;此地文運昌盛,人才輩出,向有“師爺之鄉”的美稱。春秋時,越國曾建都于此。其龍脈從新昌天姥山而來,自亭山入城,起城隍廟山,逆轉而結,坐虛向實,前以秦望、方屏為朝,蒼翠可愛;后坐鏡湖八百里。可惜的是,此湖早在明代就已干涸,因而汪洋澄清之勢已不可見。此外,由于水口過淺,排水不暢,遂致平原煙迷霧罩,濕度過大。

福州風水——“福建省城,閩君瑤原建都山中,后遷出,就橫塘,江水潴聚于前,峽江雙峰對峙,關鎖門戶(圖59)。”明布政司衙門前對五虎山。由于該山石勢雄奇,大有煞氣,并據傳說“門開則禍立至”,所以衙門中門經常關閉。

廣州風水——廣州地脈發自南岳,其首大庾,其足越秀。“大庾東馳至海而盡,廣州宅南之陜,自為堪輿,而羅浮離立天外為之鎮。”越秀山為廣州主山,珠江則為廣州界水。明初,擴建廣州城,曾將北城墻修到越秀山腰。城東、西、南三面皆有濠,唯獨北面沒有。考其原因,除了山地多石,難以挖掘外,關鍵還在于擔心“地脈一斷,則數千里神氣不相貫”,破壞了一城風水。當然為了補此不足,有人建議在城外筑建空心墩臺,上置大炮護之,又于城頭一帶,多筑橫墻,自相隱覆,使敵人登高覘我,不能知城上虛實。至于此策是否實行,則不得而知。

風水對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。翻開任何一部明清時期的府志、州志和縣志(圖60),我們都不難找到與以上例證相類的有關該地該城風水的記載。從某種角度看,古代中國大多數城市的位置都可以說是在風水理論指導下選定的;風水理論可以說就是古代的一種聚落區位理論。

選址的功能在于確定城市的外部環境,當這一工作完成后,如何對城市內部的空間進行組織就成為規劃者和建筑者的任務了。在這方面,風水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城市重要建筑的布局與城市中軸線的確定上,即以全城(或宮殿、寺廟、陵寢等建筑群)的中軸線面對某些山峰(祖山、主山、朝砂、案砂),構成一組對景,以壯城之形勢。例如北京故宮就被布置在全城的中心位置,其中軸線就正對著“大內之鎮山”——景山;隋唐東都洛陽城的營建也運用了這一手法,城中心前端直指龍門山雙闕,背后則正對邙山一峰,遠遠望去,頗為壯觀。

又如作為南宋行在之地的臨安府城在營建過程中,為了合于風水之說,依山傍水,故將其禁城,即大內,布置在城之西南風凰山麓一隅。結果打破了城市規劃中通常將宮殿布置在城的中心居北的傳統,使地理方位中的左東右西的習慣稱呼也為之顛倒,且沿稱至今。如南宋時左三廂在西,右三廂在東等。又如明清廣州城的中軸線也被布置在越秀山的正脈上:“越秀聳拔三十余丈,舊有番禺二山前導,今巍然三峰獨峙,為南武之鎮。城跨山腰而出,下有二門,左曰大北,右曰小北。中峰之正脈,落于越主故宮,故都使司署是也。”看來,不僅明清的廣州城正接越秀來脈修筑,而且遠在漢代,南越王趙佗就有意將其宮殿布置在越秀山的正前方。相隔一千多年,而城址居然無大變化,由此,我們不能不贊嘆風水文化的生命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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